[12] 参见武增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86-87页。
凯尔森所设想的，宪法离开实践理性，依靠先天逻辑设定获得效力的理想越来越难以实现，宪法成为一种真正的法渊源，而不是法。所谓例外，是先前秩序状态被打破，出现了随机和偶发的事件。
[xviii] 当这种权利的放弃是相互同意的时候，就成了一种契约。这个词将人民描述成拥有政治行动能力的统一体，它意识到自己的政治存在，具有政治存在的意志。[xlix] 施米特理论的深刻性，在于其看到了规范秩序中隐含的、无法以规范本身来赋予效力的政治意志。凯尔森认为，个人自由与代表制之间存在矛盾，因此，他认为作为制宪权行使者的人民只有作为一个整体的法律规范性秩序存在，在法律面前才能消解多数决难题。那就是社会成员在一种自然状态下出于对和平、安全与自保的需要。
[viii]它是一种经验行动，得到的是实证宪法，其效力根据在于社会的有效性。[xxvii]与契约论不同，凯尔森剥离了制宪者与宪法效力，宪法有效不是由于制宪者本身的正当性，而是一条基本规范赋予了宪法的效力。现行宪法制定之前，邓小平在论述按劳分配时，总是把按劳分配与提高积极性、加快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61]促使效率在制宪时成为按劳分配的主要目标。
[38]然而，在解释学上，明示其一并不必然具有排除其余的效果，需要结合背景加以分析。[14]同前注[9]，令狐安、孙桢主编书，第12页。[64][美]詹姆斯·贝森：《创新、工资与财富：为什么技术进步、财富增加，你的工资却止步不前》，刘洲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IV-V页。不劳动者不得食出自列宁的论述，[3]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则是斯大林认定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公式。
新发展理念也引入了共享发展的目标，为了促进共享而要求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为此，本文将在经济改革的视野下追溯宪法按劳分配规范的变迁过程，采取演进主义的立场对按劳分配条款进行解释。
其次，党的十五大报告在论述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时，虽然将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列为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表现之一，但是强调这是就全国而言，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差别，公有资产占优势，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9]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到了现行宪法制定前后，这套做法的缺陷显露出来：同一企业（集体）内的工作时间基本一致，以工时为标准很难拉开工资差距，干多干少一个样，导致劳动的虚假投入盛行。通过一语引出的绝大部分措施，都与落实按劳分配密切相关，为宪法按劳分配规范提供了制度支撑。[41]问题是，具体到企业层面，这种共存如何实现，各种要素的贡献和报酬又如何体现？目前，按劳分配的制度体现主要是工资制，按其他生产要素分配的制度体现主要是股份制（早年承包制较为流行），[42]劳动者与股东、工资制与股份制、工资利益与股权收益显然不能混同，它们如何并存？ 1993年制定的《公司法》和2006年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初步解答。
其三，经典作家笔下的按劳分配要以生产资料的彻底公有制为前提，而我国存在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形式的公有制，各个集体所占有的生产资料也存在差异，无法实现全体社会成员无差别地共同占有生产资料。[60]这些论断在党的历史上由来有自。例如，在社会普遍对某一人群存有偏见的情况下，就可能发生对该人群工资的系统性压抑，这是无法通过劳动力市场自身力量矫正的。[5] 然而，经典作家所设想的按劳分配需要具备一系列条件才能落实，而这些条件在我国并不具备：其一，经典作家笔下的按劳分配要求劳动者所支出的劳动和所领取的产品完全等量，可是劳动本身无法准确衡量。
[21]其二是如何应对劳动力市场失灵的问题。为此，现行宪法赋予公民以经济事业的民主管理权（第2条第3款），[13]赋予国营（后改为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组织以经营自主权（第16条第1款、第17条第1款），允许企业和个人在一定程度上自行决定分配方案。
其一，效率是按劳分配的重要目标。二是如何看待经济改革与按劳分配之间的关系？宪法从未让经济改革架空按劳分配，也从未把按劳分配当做改革的障碍，而是积极地将按劳分配与改革的重要元素相适配，使得按劳分配本身成为改革的关键一环。
通过采取以上措施，可以有效协调共享与效率这两大按劳分配的目标，避免发生目标相互冲突和脱节的现象。1993年修宪时，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写入第15条第1款，标志着新度量机制的建立。叶剑英曾在修宪报告中指出：只有在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才能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另一方面调整按劳分配规范与其他宪法条文的关系，实现了立新，为按劳分配设定了效率的目标，明确了按劳分配的度量标准，建立了一系列落实和支撑按劳分配的制度。破旧与立新共同构成了按劳分配在现行宪法中的原初意涵。当时所谓其他分配方式，主要是指实行承包、租赁经营责任制的企业中，承包人、租赁人取得收益的方式，以及职工购买企业债券所得的利息、职工参股获得的分红等。
按劳分配与其他分配制的关系表现为，在企业层面通过先发工资实现按劳分配，通过再分利润实现按其他生产要素分配。全国人大代表和常委会委员有权依法就国务院的上述工作提出质询。
现行宪法将包括按劳分配在内的分配制度与基本经济制度一起规定在第6条，置于总纲章经济制度之首，以之领起关于经济生活的全部宪法构想，足见其在宪法规范体系中的角色之重要。第47条规定：用人单位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和经济效益，依法自主确定本单位的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
三是如何看待按劳分配与国家发展目标之间的关系？宪法从未让按劳分配陷入缺乏目标的盲动，更没有为了按劳分配而按劳分配，而是通过按劳分配探索高效、创新和共享发展的道路。三、按劳分配与新发展理念的衔接 当前我国的宪法秩序中，宪法按劳分配规范通过适应经济改革的各项制度变迁，获得了自身的定位和空间。
[39]现行宪法问世之初，国家要求非公有制企业的内部分配比照国企进行。[64]可见，共享与创新两大目标之前存在冲突的可能，这是在构想按劳分配制度时必须纳入考量的因素。现行宪法制定时，国家对分配管得过细、过严、过死，企业（集体）和个人缺乏分配权限，积极性不高。2.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 从按劳分配主体地位的提出过程来看，所谓主体地位很可能并不具备独立的规范意义。
[5]关于引号在宪法解释上的意义，见Antonin Scalia Bryan A. Garner, Reading Law: The Interpretation of Legal Texts, Thomson/West,2012, p.161。他严肃地告诫：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62]而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
理解第1款第2句规范意涵的关键是解释按劳分配的原则地位，以及回答按劳分配是否存在于非公有制经济之中。有学者认为，现行宪法第6条第1款第2句的措辞，具有明示其一排除其余的效果，间接否定了按劳分配在公有制以外的生存机会。
用市场度量劳动，势必要求承认劳动力的商品属性，建立劳动力市场。十七大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67]明显抬升了共享目标的地位，将共享与初次分配重新联系起来。
[7]这进一步表明经典作家的看法并非不可以重新审视。（二）按劳分配与所有制结构改革的适配 1999年修宪时，将原第6条第2款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合并入第1款，并新增第2款：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改革的目的是优化体制内（国企、机关、事业单位）的按劳分配，[23]然而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就使得如何控制节奏的问题凸显出来。发明创造人所获得的股权或出资比例属于以知识技术入股或出资，据此取得后续收益的性质是按知识技术分配。
[33][苏]列宁：《国家与革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8页。根据词典释义，原则有两种常见的解释：一是说话或行事所依据的法则或标准。
作为改革措施，按劳分配要求把激励的重点转移到物质层面，实现多劳多得，以多得促进多劳，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三）按劳分配与分配制结构的适配 1999年修宪时增写了第6条第2款，要求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62]邓小平：《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1985年8月28日）》，载《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5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5、36、37、41、42、68页。
